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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過得真快。轉眼馬志民同志離開我們已經12個年頭瞭,作為相識20多年,又共同參與華僑城創建的同事,我對這位領導始終難以忘懷……初識馬志民我和馬志民同志的初識,是一次純粹的工作接觸。那是1982年盛夏,當時我還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以下簡稱僑辦)任黨組秘書。一天,領導找我下達任務,即刻隨辦黨組書記、副主任林一心同志帶領的工作組去香港出差兩個月,任務是考察瞭解僑辦在港企業狀況,研究在境外環境下如何加強組織建設、加快事業發展。我的工作是記錄調研內容,回來完成給黨組和中央的書面報告。中央非常重視此次考察,時任總書記胡耀邦同志專門做瞭批示,強調境外機構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註重隊伍建設。中央當時分管僑務的領導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僑辦主任廖承志(以下簡稱廖公),他在傢裡接見我們工作組,強調:要適應形勢,立足香港,全面佈局;要加強隊伍建設,培養一批三四十歲、熟悉香港情況、適應當地社會發展的人才,為香港的未來發展做好戰略準備。在香港的兩個月裡,我們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每天都安排瞭頻密的談話、考察活動,對僑辦在港單位所有中層以上骨幹進行瞭接觸、交談。我第一次到香港,第一次直接接觸香港中國旅行社(以下簡稱“港中旅”),有機會全面瞭解瞭僑辦在港企業及其骨幹情況。到香港前,聽說港中旅是在港中資企業“四大傢族”(其他指香港招商局、華潤集團、中國銀行)之一。通過實地瞭解,卻感到當時的港中旅有點“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港中旅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於上海的一傢民族資本的旅行社,後來遷到香港,解放後,歸屬到僑務系統,承擔為華僑等“四種人”(指華僑、華人及港澳和臺灣同胞)探親、旅遊服務的重任。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被西方封鎖的情況下,它作為為僑服務的旅行社,為國傢和僑胞們做瞭大量工作。沒有料到,聲名赫赫的港中旅實力單薄得令人吃驚。我印象中的固定資產隻有位於皇後大道中的一座小樓、兩傢小酒店和九龍分社一層樓。當時港中旅的主要業務收入來自國傢給予的“特權”,即代辦港澳同胞回鄉證、臺胞證,境內人員到境外公務出差購買傢電等貨物的“買單提貨”業務。但這種狀況,在國傢實行改革開放後,已面臨嚴重沖擊。很顯然,再靠吃“特權飯”已難以為繼。面對現狀,焦急、憂慮、不滿,議論紛紛,而想到的出路,無非是兩條:一種是希望中央有關部門對港中旅的傳統業務“加大支持力度”,限制他人插足,繼續享受特權;另一種則認為,必須認清形勢、迎接競爭,打破傳統模式,進行大力改革。前一種思路有一個典型說辭:我們從舊社會走過來,各種風浪見得多。香港社會到處是陷阱,千萬不能冒失,我是見鬼多瞭,遇黑就怕……有一天,一個人的談話令人眼前一亮。這一天,安排總經理室成員、襄理兼港澳部經理馬志民談話。原以為他也無非擺擺情況、泛泛而談,沒料到,他竟闡述瞭一份完整的發展“綱領”。他提出,港中旅錯過瞭很多發展機會,現在面臨嚴峻競爭,不進則退。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特權飯”難成救命稻草,必須徹底拋棄舊思維,按市場規律辦事,盡快拓展業務。為此,要以一業為主,多元化發展,走“集團化”經營路子;要充實實力,建立國內外分社,築牢經營陣地和網絡,建立自己的酒店群、運輸車隊和公司、倉庫;看準機會,大膽出手,發展自己的地產業務,打通文錦渡,加強與廣東及其他省市的聯系,敢於用銀行的錢解決發展資金的問題……當時,全場被他的發言震驚瞭。我暗想,這絕不是即興發揮,而是認真準備、長期思考、深思熟慮的一套完整“政見”。此人隻是總經理室班子一般成員,卻能提出這樣一份統籌全局、既大膽又紮實的方案,實在不易。他的發展“藍圖”深深打動瞭工作組,林一心主任後來的發問,顯然已經是充分的認可、平等的探討和明確的支持。8月底,林一心同志接到中央通知,回京參加黨的十二大,我們就提前幾天離開瞭香港。之後不久,僑辦調整瞭港中旅領導班子,馬志民走上主要領導崗位。這之後,我們各在其位,各謀其事,再無聯系,隻是陸續聽說港中旅隨後幾年發展迅速,馬志民同志當初提出的構想,幾乎全部陸續變為現實,港中旅成瞭行業“巨艦”和在港“四大傢族”中名聲日隆的重要一員。深圳華僑城創建不久的1986年2月,港中旅正式變為香港中旅集團。與此同時,馬志民也成為香港中資企業、香港商界甚至國內外旅遊業界的“明星”。短短幾年,發生如此巨變,一方面覺得是他生逢其時,另一方面對馬志民的才幹陡增欽佩之感。十年共事沒想到四年之後,緣於深圳華僑城創建,我與馬志民再次相聚,並且由此開始瞭長達十年的共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恢復瞭國務院僑務機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鄧小平同志詼諧地說,這個“廟”還要有,“菩薩”還是廖公。僑務戰線春風拂面,大傢憋足瞭勁,想為國傢多做貢獻。廖公及時提出瞭一個設想:在位於深圳特區的沙河華僑農場,創建一個以引進華僑等“四種人”的資本、技術為主的開發區,作為“新時期”僑務工作的窗口和基地,發揮輻射和影響作用,吸引更多華僑等“四種人”投身祖國建設。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習仲勛同志,出席1984年春的全國僑辦主任會議,發表瞭重要講話。中央明確提出,僑務工作的重心要盡快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三大任務”上來。會上公佈瞭新的國務院僑辦領導班子,廖暉同志出任主要領導職務。不久,由於廖公突然辭世,中央決定由葉飛副委員長繼任分管僑務工作。這年下半年,全國國內僑務工作會議在東莞召開。會上,根據葉飛同志的提議,將廖公提議創建的深圳華僑開發區命名為“深圳特區華僑城”,並在會後不久由僑辦黨組報國務院批準。接著,胡耀邦總書記親筆題寫瞭“深圳特區華僑城”幾個大字。因為國務院批準發文的日期是1985年11月11日,所以,這一天就成瞭華僑城的“生日”。葉飛當交通運輸部長時,點將香港招商局負責人袁庚牽頭開發蛇口工業區。這次,他以中央領導身份分管僑務,很自然地提出以蛇口模式開發華僑城。但有一點與蛇口有很大不同:蛇口是香港招商局的下屬企業,而華僑城集團與中國中旅集團、港中旅集團是同屬國務院僑辦的三大直屬企業,各自獨立經營、獨立核算。這樣,馬志民作為香港中旅集團的總經理,同時又被任命為華僑城建設指揮部主任(後改為華僑城集團總經理),副主任有王謙宇、傅寧、劉卓禮等人。當時,僑辦機關很多年輕人關註華僑城,不少人想投身其中。我由於兩個孩子尚小,不敢有此想法。但不料,1985年年底的一天,廖暉主任突然把我叫到辦公室說,華僑城籌建需要有熟悉機關情況和業務的人,你下去幫助一段工作,時間一年或一年稍長些。1986年元旦剛過,我就隨回京辦事的王謙宇副主任來到華僑城。初期的華僑城指揮部機構非常精幹,隻有五個下設機構:辦公室、人力資源組、計劃財務組、業務洽談組、規劃工程組。我雖然是“幫助工作”,但安排我參加指揮部各種活動,同時兼任辦公室、人力資源組兩個部門負責人,還協助馬志民分管旅遊。由於工作分工,我和馬志民、王謙宇接觸很多。一年後,廖暉、梁靈光(時任香港中旅集團董事長)、莫燕忠(僑辦副主任,主管人事)等領導率工作組來華僑城檢查工作、考察班子,宣佈我正式調至華僑城工作,任指揮部副主任(後改為副總經理)。從此,由“幫助工作”變成瞭班子正式成員,註定瞭我與馬志民共事十年的命運。起步初期的華僑城,正面臨深圳的經濟“調整”期,“壓基建、上效益”成為主基調。一些社會輿論認為,在投資降溫、外商觀望的形勢下,華僑城的上馬“生不逢時”。但我們堅信“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時技術力量充足,基建成本下降,利用得當,正是發展良機。當時,馬志民在主持全面工作中,特別緊緊地抓住兩件事:一是抓總體規劃和實施,二是傾力推進“錦繡中華”(開始叫“小人國”)項目。規劃出生產力我到華僑城後參加的第一個會議是中層以上骨幹會,聽取新加坡規劃師孟大強先生介紹總體規劃。講臺上掛著一幅概念性的規劃彩圖,孟先生講解規劃的指導思想、原則、功能分佈、道路設計以及人工設計與自然地形的關系處理……聽完後,雖然覺得思路新鮮,但發現並未使所有人心悅誠服。有人議論。就這樣一張圖也沒有太瞭不起。孟先生一個月隻從新加坡來中國兩三天,就拿年薪十幾萬美元,代價太高。但馬志民堅定地認為,花一定代價換來一個科學、先進的總體規劃,完全值得。他充分相信、誠摯對待孟先生,隻要孟大強從新加坡過來,他必定從香港趕回來一起工作。大約在1987年一次指揮部班子會上,馬志民針對有人反映“城區規劃已大致完成,是否還有必要續聘孟先生”,語重心長地說,要算大賬,一個理念先進、科學的規劃思想,不是金錢可以簡單衡量的。我當時雖然同意他的意見,但對他所說的理由體會並不深。後來的一件小事深深影響瞭我,使我更堅定地支持他的意見。那時正處在深化規劃階段,工程還未全面鋪開。為解決職工生活急需,指揮部開會研究在小學校前邊的坡地(今湖濱花園)上先建一個臨時副食市場。恰好孟先生從新加坡過來,馬志民讓他順便看看幾份設計圖。這些方案基本上是一條直街的形式,區別隻是建一層或兩層、街道長短的不同。孟大強看過後,略加思索,向身邊人要瞭張紙,畫瞭兩個同心圓,上邊加瞭個民族風格的圓頂,形成一個圓形市場。他說:菜市場是生活設施,又是一種文化符號,這種形式可以讓人有一種沒有盡頭、無盡享受的感覺,還可遮風避雨,形成舒適溫馨的氛圍,既滿足瞭群眾生活需求,美化瞭城區,又限制瞭亂擺買。構圖並不復雜,但大傢一聽頓覺立意新鮮、別具一格。按照他的草圖,菜市場建成後,不僅職工反映很好,社會上很多人也來購物或觀看,仿佛成瞭一個景點,《深圳特區報》還圖文並茂地加以報道。一個臨時市場竟然成瞭一個熱點,這件事,加深瞭我對規劃設計理念重要性的認識,也更加信服馬志民“重金引賢”的主張。華僑城總體規劃經過將近一年的打磨,特別是兩次高層研討會,終於塵埃落定。深圳市政府特事特辦,一次性審批通過,並允許華僑城小區規劃、單體建築在不違背相關規定的前提下,自行審批實施,大大加快瞭華僑城建設的步伐。有人把深圳華僑城稱為“城市區域建設的典范”“按基本建設科學規律辦事的精品”,這都是緣於集團班子樹立“規劃無止境”“規劃出生產力”意識的結晶。後來,任克雷同志接替馬志民主持全面工作後,又組織瞭幾次深化總體規劃的編修,使華僑城這塊“彈丸之地”在深圳城市規劃方面起到瞭標桿作用,市委、市政府曾將其作為全市規劃會議的參觀點,國傢城鄉建設部多次組織各省會城市負責規劃的領導前來參觀。在規劃逐步變為現實的過程中,馬志民的主導、堅守和認真起瞭重要作用,並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表現出很大的魄力。1989年夏初,考慮到“錦繡中華”計劃10月開業,馬志民提出一定要把華僑城深南路段兩側搞出一個“城區”的面貌,首先要擴寬深南路。當時的深南路還是一條隻有30米寬的狹窄道路,華僑城段兩公裡多長,路邊土墻高聳,儼然一條鄉鎮土路。當時離10月初隻有兩個多月,資金又十分緊張。但馬志民堅決主張籌集資金、加班加點也要幹。經向市政府領導多次要求,終於獲準提前上馬。資金先自行墊付,待深南路整體建設完成後,再“據實撥返”工程費用。我們投入瞭2000多萬元,將深南大道華僑城段擴展成今天的模樣。當年國慶40周年前夕,一條70米寬、2千米長的現代化城市景觀道路展現在世人面前,並成為一個樣板工程。接著,南山區領導也加以效法,先行墊付資金,將轄區內的主要路段按同樣規劃設計標準加以擴寬改造。聽說,全市的深南路擴展工程也照此方式提前實施。與建設規劃推進的同時,馬志民以“綠的世界、花的世界、美的世界”為目標,將規劃內涵擴展到現代城市文明層面,充分體現瞭他的追求。初期的項目如東方花園、何香凝美術館、華夏藝術中心、集團總部大樓以及東西兩大組團、城市雕塑、人行天橋、商業街、兩個自然公園、中小學和幼兒園、職工宿舍等,相繼建成,形成瞭具有鮮明特點的華僑城風格和華僑城文化特色。錦繡中華的情懷我來華僑城前,就聽說馬志民開口就談他的“小人國”。我當時一方面好奇,一方面驚奇。“小人國”到底是怎麼回事華僑城建設尚未起步,他怎麼就會提出這樣新奇的構想來瞭以後,果然感到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不同看法,這些看法是基於建設資金緊張、項目孰先孰後的顧慮,十分正常。當時上級定下的開發原則是“工業為主,肝膽俱全,環境優美,具有特色”,結果,開局的第一個大項目卻是“小人國”。我記得,馬志民當時不斷強調:深圳經濟正在調整,企業競爭激烈,我們東邊有國傢各大部委下屬的電子集團、北方集團等,西面有蛇口工業區、南油集團等,它們都起步早、條件好,我們要吸引投資,就必須實施差異化發展。我在荷蘭看到一個“微縮城市建設成就”的項目,很受啟發。我們搞一個中國歷代著名建築的微縮園區項目,薈萃中華文明精華,“一日看盡千年華夏”,這是全國首創,我相信對境外投資者,特別是香港的“兩個600萬”(指當時香港600萬居民和每年到港600萬遊客)有吸引力,對境內群眾也有很大吸引力。馬志民的想法得以實施,僑辦領導的支持起瞭決定性作用。廖暉主任頻繁來華僑城,不僅在開發建設的重大問題上定向、把關,溝通與廣東省、深圳市的關系,而且在指導思想上鼓勵改革探索,讓一線負責人放手工作。同時,貫徹中央精神,利用華僑城這個平臺和一些重大項目的落成,使僑務工作呈現出有聲有色、風生水起的局面。這些都給瞭馬志民和華僑城建設者極大的支持。馬志民精心策劃“小人國”,把國際視野、專業標準、開拓精神和愛國情懷相結合,幾乎訪遍瞭當時能找到的全國古建築、園林、雕塑、繪畫、工藝、民俗等方面的專傢,有的被聘請到現場指導。同時唯才是舉,面向市場招聘專業人才。在選拔第一任總經理時,他把任務交給我,我提出的具體條件,他完全同意。於是我們就“張榜招賢”。有人推薦核工業部在深企業華泰公司剛退休的總經理、黨委書記李日餘同志,我立即上門拜訪,動員他出山,但他在表示“考慮考慮”後幾天,回話說:身邊朋友勸他“別冒這個險,將一世英明毀於最後一程”。馬志民聽說後,立馬親自上門動員,並同意我們提出的建議,允諾他每天上半天班,隻要能保證工程進度和質量就行。李日餘同志被我們的誠心所感動,答應出山,不僅沒有享受“半天工作”的優待,還全力以赴地抓進度、抓質量,使工程項目順利完工。錦繡中華項目竣工後,馬志民多次在現場開會,要求園區管理、服務要創造中國旅遊產品的國際形象,達到一流的國際標準,並從“洗手間文明”抓起。臨開業前,他特意安排我帶隊,率園區管理高層到東京迪士尼樂園考察。“錦繡中華”是華僑城項目建設的開篇之作,其成敗直接影響到後續發展,馬志民不但傾註瞭大量心血,更註意吸納各種有益建議。廣東省委老書記任仲夷先後多次到工地視察。有一次,他與省裡幾位老領導看過現場後,親自寫信給市委李灝書記,一方面充分肯定項目的思路,認為景點雖然“微小”,卻給人“偉大”的感覺,使人“看瞭小的想到大的”“看瞭假的想看真的”,同時,也尖銳地提出一條意見,建議不用“小人國”名字,因為按照中國語匯,堂堂中華不能與“小人”並提。馬志民欣然接受任老的意見,從此,在園區建築和一切資料中摒棄瞭“小人國”的稱呼。錦繡中華於1989年國慶試營業,興旺的景象大大超出瞭我們的期望。到正式開業時,國務院僑辦、國傢旅遊總局把它作為一個重大僑務活動和觀光旅遊盛事,邀集瞭海內外1500多名華僑華人及港澳臺同胞,中央有關部門、廣東省、深圳市領導人出席,在境內外形成瞭轟動效應,對復蘇當時的旅遊市場起到瞭極大的推進作用,被國傢旅遊總局領導稱之為“中國旅遊業發展的裡程碑”。旅遊項目的“組合拳”錦繡中華的成功並未使馬志民滿足和停步,園區還未正式開業,他又提出創建“中國民俗文化村”的設想,並派出幾路人馬到各邊疆民族地區“采風”,采集地道的民俗風情、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建築資料和生產工具、生活用品、服裝飾物等。他說,廖公提出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縱橫九百六”很有啟發性。如果說錦繡中華是縱向展示我們的文明脈絡,那麼民俗村就是橫向表現民族大傢庭的現實景象,兩個園區經緯相交、一脈相承。民俗村是在沿海地區“無中生有”憑空而建,處理不好容易觸及敏感的民族政策,馬志民以高度負責、認真嚴謹的科學態度,對各景點的安排、名稱、56個民族的平衡等一一仔細研究,還請國傢有關部門給予指導,力求要有好的經濟效益,更要有好的社會效益。最後根據景區面積建成瞭21個民族、24個村寨景點,既有單個民族生活情景展示,又有綜合反映各民族文化的大型文藝表演,遊客既可觀賞,又能參與互動,體現融入式、立體型,具有豐富人文價值的民俗村,1994年、2009年、2014年三次被國務院授予中國民族團結模范集體。1992年年底,時任國傢民委主任司馬義·艾買提專程前來考察,他當晚回到賓館後打電話給我:你們的民俗村讓我感到,深圳不僅是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的特區,也是民族團結的窗口。他回到北京後不久,就派人專程送來用漢、維兩種文字書寫的“多彩的長廊,成功的嘗試”題詞。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期間來到錦繡中華和民俗村,在維吾爾村寨饒有興趣地觀看瞭表演,又坐電瓶車到佈達拉宮前留下瞭全傢合影。江澤民及多位中央領導也來過民俗村視察,多國首腦、政府領導,知名人也紛至沓來。美國前總統佈什遊覽民俗村後高度贊賞,當他聽說港中旅正在美國佛羅裡達州建設“錦繡中華”時,當場表示他一定要參加開業典禮。後來開業時,他雖然因故未來,但以發賀電的方式表示祝賀。“民俗村剛開業,馬志民又迅疾啟動瞭“世界之窗”項目。他說,改革開放不但意味著“請進來”,我們也要“走出去”,學習和借鑒世界文化精華,這也許就是他推動“世界之窗”的“初心”。經過一年多規劃設計,兩年多建設施工,1994年4月28日,占地近50萬平方米的“世界之窗”試營業,相較前兩個項目,其氣魄更加博大、宏偉,工程更加艱巨、復雜,林林總總118個景點,一下子展現在深圳灣畔,使海內外遊客驚喜不已,為深圳這座國際化城市增添瞭一個與世界交流的平臺,在國內首創的運用現代高科技手段打造的“世界舞臺”,使不少國際著名旅遊企業都感到驚嘆、佩服,紛紛前來建立業務聯系。其中世界之窗與法國“未來世界影視城”的交往成為中法文化旅遊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1994年8月,時任法國參議院議長莫諾裡先生率隊與深圳市政府簽署友好城市意向書,他們一行參觀“世界之窗”後,被景區建築和表演震撼,在埃非爾鐵塔下,他拿起麥克風激動地說:“你們看多漂亮啊!是不是像到瞭法國、到瞭巴黎”當即向陪同的市領導說:我正在為“未來世界”尋找合作夥伴,這個企業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對象。同時提出,讓陪同市領導的我參加厲有為市長為他們舉行的招待宴會。在宴會上,他從人群中找到我並向我敬酒,又當場提出讓我參加深圳回訪團訪法。於是,訪問團臨時增加瞭我和世界之窗總經理任煥章。到法國後,他親自見證瞭世界之窗與巴黎“未來世界影視城”締結合作協議,並促成瞭中、法員工互換到對方企業學習、工作,一時傳為美談。留在心中的記憶我常想,在同時主持兩大集團的情況下,還親自策劃和操盤旅遊項目,從錦繡中華到民族村、世界之窗,十年成就,一氣呵成,馬志民的創想和思路如泉水噴湧。最初的動因究竟是什麼難道就是單純的吸引投資、實現工業為主的方針嗎我相信,這隻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經常講的探索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旅遊發展道路。目標既定,他就執著追求,拼命去幹。他幾次在員工大會上講話時,高血壓發作,不得不中途停下,休息後再復會繼續。在國務院僑辦領導的堅強領導下,他帶領職工一路創造奇跡:港中旅從他主政開始迅速崛起,華僑城從成立時總產值不到一億元、總體虧損的狀況,在歷任領導和廣大職工的努力下,發展成以旅遊文化為特色的大型綜合性企業集團,湧現出一批熠熠生輝的名牌企業,成為深圳市最早實現產值過百億元的企業集團之一。在華僑城廣大員工努力下,2017年,華僑城旅遊企業接待人次達4288萬,連續五年躋身主題公園全球四強、亞洲第一,總資產達到3199億元,營業收入80l億元,利潤總額實現191億元……撫今追昔,不能不想到馬志民。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他在廣州第六人民醫院進行換腎手術前一天。那一次見面成瞭我們的永訣。他辭世已經12個年頭,但歷史不會忘記他,華僑城的職工不會忘記他,深圳的建設和中國旅遊業的發展史會銘刻他的名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錦繡中華、中國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就是一座座豐碑,日復一日潮水一般的觀光客,就是對他最好的慰藉。(文章轉載自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書籍《從前有座山》,於2019年1月15日經張整魁先生同意發表,本文內容以書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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